一門隨堂打分的課程剛結束，黎婷身邊幾個準備出國的同學就圍在了一起，“老師給的分數太低，我們去找老師！”

黎婷就讀于華中地區一所985高校，在她四年的大學生活中，這種情況時不時就會出現，尤其學期末，更是集中。每每看到這種情景，黎婷雖憤憤不平但又無可奈何，“都是同學，終究不忍心擋人前程”。

要分現象由來已久。2013年，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曾通過民意中國網對1398人進行了一項調查，該調查顯示，有71.1%的受訪者坦言自己上大學時身邊有過學生向老師要分的現象，41.1%的受訪者感覺答應給學生加分的老師很多。

但近年來，要分已不再是差生怕“掛科”的“投機取巧”行為，很多“高高在上”的學霸也加入到這個隊伍中，其中為出國而奔走的不在少數。在網絡上，很多過來人頻頻支招：他們將“說自己要出國”作為破解“高冷”老師的“終極攻略”。

要分、給分到底對不對？這并非是旁觀者黎婷一個人的疑惑，它甚至關乎教育公平問題。

為出國，對績點“錙銖必較”

從準備申請出國開始，一985高校新聞專業的蘇婭文就經常聽到一些同學關于要分的“悄悄話”。

起初，蘇婭文還不屑于此，總是鮮明地表達立場——“我才不干這類偷偷摸摸的事呢，該多少分就多少分唄。”

轉折發生在大三。根據國外高校對績點的要求和師兄師姐的經驗，“申請出國，所修科目平均成績在80分以上是必須的，最好能在85分以上”。蘇婭文大三時的平均成績在82分左右，對于能否申請到理想的學校，她有些忐忑不安。

這種不安在一門名為《物聯網概論》的通識課成績公布后被徹底引爆，七十幾分將她“殺了個措手不及”：每次都準時上課，考前認真復習，還是開卷……蘇婭文怎么也想不通哪里出了問題——就因為這門課，她的績點直接掉了一分。

從那以后，為了奮力彌補績點上的差距，蘇婭文也開始要分。一次英語課后，她和另外一個“出國黨”一起向老師呈情，老師聽完之后沉默了一會兒，“那幾秒簡直太 煎熬了。”蘇婭文回憶，最后他說知道了，會根據情況處理，她的心才放下來。“當時實在沒辦法了，我只有出國這一個選擇，根本沒有退路”。

對于另一部分“出國黨”來說，要分關系的不是能否走出去的問題，而是走得好不好的問題。

平均成績從大二的83分陡然升到了出國讀研申請書上的90分，在林祎的眼中，自己成績提高帶來的改變不只是績點，而是申請學校的排名從全球200開外飛升到 了前100的榜單內。雖然林祎本科就讀于浙江一所名不見經傳的非211高校，卻拿到了英國名校愛丁堡大學的錄取通知，為此，林祎沒少“公關”：4年來，她 和老師要分的“博弈”只失敗過一次。

和林祎經歷類似的，還有陳斐然。作為北京一所985高校年年都拿獎學金的好學生，為了實現自己去美國康奈爾大學的夢想，她在同學們面前留下對分數“錙銖必較”的印象。上個期末，陳 斐然還和自己選修同一門課的舍友聯名給老師寫下了一封長郵件。為了保證成功率，她甚至打聽來老師的電話“提醒查收”。

出國是“一個人的事”？

“我們想要90多分的唯一原因就是要出國，不是為了獎學金或者保研。”陳斐然在給老師發郵件要分時都會特別注明這一點。“出國是自己的私事，保研和評獎學金就和別人的利益相關了。”這是陳斐然對此的理解。

網絡上，在“如何向大學老師要分”的問題回復中，不難找到這樣一條“攻略”：因為出國需要GPA，不涉及他人，老師一般都會理解。

出國被要分者奉為“一個人的事”，不影響他人利益，但實際上，這場“暗戰”影響的絕不止一個人。

大學前兩年，黎婷是個不折不扣的“學霸”，雖然身在文科學院，但她的計算機基礎、VB編程、微積分（學校要求涉獵）的成績全都名列前茅，但自從上了大三，雖然她和之前一樣努力，排名卻被甩到了后面。

她說，有一部分和自己成績相當、甚至不如自己的同學總是打著出國的旗號或明或暗地向老師要分，“這些人目的性很強，都如愿了”。

表面上看，這些要分的人看起來和她“井水不犯河水”：黎婷要保研，他們要出國，“不沖突”。但實際上，以出國名義要分的同學，有些是做兩手準備的，如果托福或者雅思成績不高，就要加入保研隊伍，那么，其排名就會在黎婷前面。

“出國黨”的要分行為被其他同學反感還有一個原因：大多數高校對學生成績的優秀率都有嚴格限制，老師如果把“出國黨”的分數都提到90分以上，就可能會把另外一些人的分數壓到90分以下。

而且，本屬于“地下活動”的要分行為已經逐漸從暗處轉為“光明正大”，看似“理虧”的要分同學也越來越理直氣壯。有時候，成績剛出來，課還沒上完，幾個“出國黨”便聚在一起準備“時刻待命”了。

黎婷時常會懷疑大學里的評判體系，以往實打實、最客觀“分數”似乎并不管用了，那對于踏踏實實埋頭鉆研的學生，什么才是最公平的肯定？

“原則下的方便”還是“不近人情”

作為當事一方的高校教師，自然也感受到了出國要分現象正愈演愈烈。東北地區某211大學理工類專業教師陳沖坦言，“有時候老師們聚在一起，會抱怨現在的學生太浮躁。”但面對這些年輕人直白的訴求，多數老師的情緒卻很復雜：反感、理解，更多的是一種無奈。

在北京一所重點大學傳播學專業教授白艷紅的印象里，平均每門課她大約會收到2到3封要分的郵件。這些來要分的同學基本都把目標明確鎖定在了90分以上，也就是教務處核算分數時的“滿分績點段”。

白艷紅有時會給予“原則下的方便”：有學生得了89分，平時課堂表現不錯，她就幫著提到90分。“很有可能加1分他就出去了。學生出國，對自己還有父母來說機會成本都不小，挺辛苦的。”但白艷紅有自己的底線：向上浮動，最多不超過2分。

但白艷紅困惑的是，一些明明憑借自己的能力就可以獲得高分的學生，卻仍然依賴于和老師的臨時溝通。“其實出國的第一步就是建立對自己的肯定，這群孩子總是對自己的能力產生懷疑，找老師求情，他們出國以后真的能夠享受學習帶給他們的樂趣嗎？”

陳沖一直扮演著“不近人情”的角色，因此，找他的學生越來越少。在陳沖眼里，分數高低靠的只有學生自己，老師并不起決定作用。“很多人抱怨出國壓力大，但難道不應該是有多大的能耐才做多少的事情嗎？”

“學生總會說我這門課對于他出國而言生死攸關，但一般來說，如果我的課成績不好，他別的課成績也都一般。”陳沖說。

為了避免直面學生的糾結和尷尬，有些老師干脆把準備工作做到了前面。在山東某985大學擔任副教授的李暉，近3年摸索出一套應對辦法：到某個班任教的第一 天，李暉就會給同學們拉一個微信群。每次考完試后，李暉除了會在群里公布一下考試的給分要點，還會加上一句話——“任何學生不得以任何形式向老師要分”。

李暉反感要分行為，源于自己內心的價值觀。“我也出過國，了解這其中的艱辛和不易，但同時會覺得這打破了公平競爭的規則。”李暉表示，“學生本該是一塵不染的，我不希望他們過早世俗化，不應該讓人情模糊了規則的界限。”

大學的“分數”客觀嗎

對于要分破壞規則的指責，“出國黨”自然不認同。

“本人不是想不勞而獲，只不過想讓老師在打算給88、89分時，能盡量打90罷了。”一名讀商科的本科生在知乎上提問：有什么讓大學老師給分上90的技巧？

他說，自己很多門課都是87到89分，按照美國績點算法，他很可能因為與90分相差一二分的“毫厘”被理想的學校“拒之千里”。

這名學生坦言，其所在專業有很多“水課”，掛科難，但是上90分也很難，“‘水課’的分不一定是跟努力程度完全正相關的。”

這個本科生說出了很多“同行者”的心聲，在大學，尤其是文科專業，分數都有一定的“主觀性”：老師對于一二分的權衡比較隨意。

白艷紅老師表示，在她的學校里，學校對學生的成績分布有著嚴格的要求：優秀（90分及以上）率在每門考試中不能超過學生總數的20%，不及格率控制在5%左右。“可以說優秀率相比不及格率是一個更加嚴格把控的標準，這個統計指標限制了最好和最差的兩部分學生的比例，把大部分學生的成績段都集中在了80分到89分之間。”白老師說。

“學校的分數比例為老師們提供參考，但在實際操作中靈活性比較強。”雖然如此，但李暉不認同“分數隨意論”的說法。她表示，分數是根據學生的答題情況，包括要點是否完整、觀點是否清晰、字跡工整與否等綜合給出的。

同時，要來的虛高分數，也會引來另外的問題。業內老師表示，美國各個大學根據歷年申請人的情況會對中國各所學校進行一個排名和統計，如果某位學生的分數與該校的普遍情況出入較大，學校也會產生疑慮，并且將安排面試。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受訪學生和高校教師均為化名）